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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从中国历史看中医药防疫斗争二
     
    作者:黄陂区人民医院 中医科陶芝  日期:2021/2/15 11:57:33  点击:653 次
    (接上期)
      另一个瓶颈是防护技术不足。虽然认识到疫病会传染,但无法根本性阻止。这种局限给古代防疫带来伦理难题,引起宋代学者的讨论。南宋经学家程迥看到有家属离弃染病的亲人,于是说疫病是天时不正引起的,不会人传人,要求人们留下来照顾病者。朱熹则认为应该公开真相,让人们在了解的前提下去自主选择救护亲人。南宋教育家欧阳守道进一步指出,“气接则病,气不接则不病也”。但是古代条件下,如何令“气不接”一直缺乏手段。吴又可虽然认识到“夫物之可以制气者,药物也”,但也感慨“受无形杂气为病,莫知何物之能制矣”。受科学技术因素的制约,古人无法知道空气中有不同大小的病原颗粒,不能发明相应的隔离防护用具和有效消除病原。
    大疫之中有大医
      防疫与治疫,都离不开医生。中国古代,有一批批的大医,在大疫中挺身而出,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应对经验。
    东汉末年,名医张仲景的传世名著《伤寒杂病论》就是在瘟疫中写就的。当时,张仲景宗族原本有200多人,10年间死亡了2/3,其中因“伤寒”这种疫病死去的占七成。张仲景在伤心哀痛之余,积极救疫,后来写成了《伤寒杂病论》。全书细致地辨别患伤寒者不同阶段的症状变化,提出相应治法,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典范之作。更为激励后人的是,他强调医生要有“上以济君亲之疾,下以救贫贱之厄”的担当精神,在研究医学中贯彻“勤求古训,博采众方”的严谨态度,因此被后世尊称为“医圣”。
     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名篇《大医精诚》,树立了中医的医德规范,其中要求医生要“先发大慈恻隐之心,誓愿普救含灵之苦”,在救治病人时“不得瞻前顾后,自虑吉凶,护惜身命”。他本人躬行实践,收治被社会歧视的慢性传染病麻风患者600多人。他还提出“天地有斯瘴疠,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”的防治思想,尤其提出了许多养生思想,其医德医术深为后世敬仰,有“药王”之称。
      1232年,蒙古军队围攻汴京,金兵死守数月,发生大疫。《金史》记载:“汴京大疫,凡五十日,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。”对当时流行何种瘟疫,学者们尚有不同意见。当时名医李杲则从中医角度出发,创立了脾胃学说,强调通过治理脾胃内伤,令“正气存内”以抵御病邪,这特别适合战乱环境中营养不良的人群。对于急性瘟疫,李杲创制的“普济消毒饮”活人甚众,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流传。他的学生罗天益也成为善于救疫的名医,在元代军队中救治了许多染疫的官兵。
      明清时期,出现了许多现在仍然在应用的救疫名方,都是名医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。如吴又可的达原饮、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、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、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。1893-1894年,华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大流行,从广东高州蔓延到广州、香港,此后数年连续不断。在疫延初期,高州中医罗汝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他毅然亲入疫区,反复观察病情,最后选用解毒活血汤加减,采用特殊给药法,形成了有效治法。但第二年疫情复炽,再用原方竟然无效,罗汝兰再次实践,发现疫毒更重,于是全方加倍用量,最后“尚救九成有余”。他将成功经验写入《鼠疫汇编》一书,广泛传播,各地医生仿效应用。
      面对各种瘟疫,一代代大医毫不退缩,不避艰险,反复在实践中研究治法,得出非常有价值的经验。但与此同时,也要认识到防与治的不同作用。像清代著名医家罗汝兰,即使探索出有效治法,仍无法阻止鼠疫流行。《申报》记载,仅在1894年,广东全省死亡达数万人,加上后来疫情10年间死亡近20万人。而同在1894年,香港采取了隔离防疫手段应对鼠疫,严格实行交通检疫,对所有感染者集中隔离,最终全年死亡仅2552人。这时医学界刚刚发现鼠疫病原,尚无有效治法,香港主要是通过有组织防疫取得了成效。这说明,在烈性传染病面前,再好的治疗也难以及时和全面地推广,这就需要靠强力的防疫手段来阻断。近代开始,世界相互联系逐渐紧密,防疫不再是单一国家和地区的事务,而成为了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务。
    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
      近代西方医学在晚清传入中国后,引起了很多关于中西医的比较与论争。但是在更加重要的公共卫生层面,清政府迟迟没有进行系统性变革。1910~1911年,我国东北地区暴发鼠疫,疫情威胁京津,同时由于东北是日本与俄国的势力范围,清政府面临很大的外交压力。在此情况下,清廷起用西医伍连德主持东三省防疫。伍连德通过一系列的隔离防疫手段,有效地平息了疫情。1911年,在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,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世界性的医学研讨会。
     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,逐步建立全国性的卫生防疫机制,先后成立了中央防疫处、东三省防疫总管理处、西北防疫处、蒙绥防疫处和海港检疫处等机构,各省市纷纷设立包含防疫职能的卫生管理机构。1916、1930、1944年国家三度颁布《传染病预防条例》或《传染病防治条例》。由于卫生事业发展缓慢,在广大城乡仍然只依赖中医中药来防治疫病。当时在观念上却出现了质疑中医药科学性的论调,甚至提出要废弃中医。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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